饭桌上，老周的手指头一直在转杯子。纪检监察室的主任刚走，留了一句话：“你好好想想，中间到底有没有人替你收过钱。”老周盯着那杯已经凉透的茶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叫刘成的朋友。 刘成是老周在县里挂职时认识的。当时有人介绍，说这位刘总是个能人，和各个部门都熟，专帮人跑项目、办手续。老周当时也没多想，只觉得这人热情，逢年过节来坐坐，送点烟酒，说是“朋友之间走动走动”。 直到纪检部门的人翻开账本，老周才知道，刘成打着他的旗号，替几家企业老板“疏通关系”，前后收了150万。 而老周，从头到尾就见过80万。 我的师傅老沈，在省城做刑事辩护已经二十多年，专接职务犯罪的案子。那天他去看守所见老周，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这个案子里，最关键的就是那个中间人怎么定。” 老沈跟我讲，这种案子在实务里特别典型。行贿的老板、中间的牵线人、受贿的领导干部，三个位置，三种法律后果。最麻烦的，就是中间人动了手脚，钱在他手里过了一趟，被他抽了水。 “你听着，”老沈靠在椅子上，“假设一个老板想给领导送100万，但他不认识领导，就找了老周这种人办事。老周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，结果钱到了他手里，他截下20万，拿剩下的80万去送。这行里俗称‘截汇’。广东那边话，叫‘吃差价’。” 我问他：“那老周这种中间人，算什么罪？” 老沈说：“司法解释里有规定。他截留那20万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他和领导的关系，是领导对他的信任，是他能影响到领导的公权力决策。所以这20万，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。” “那他送出去那80万呢？” “构成介绍贿赂罪。两罪并罚。” 老沈又说，但如果这个中间人送了钱之后，回头还跟领导坐在一起分赃，那性质就变了。他不再是单纯的“中间人”，而是直接参与了受贿。这时候他就变成了共同受贿人，跟国家工作人员一块儿构成受贿罪。 “这种，跟只介绍、不参与的中间人，是两个性质。” “那领导这边呢？”我问，“领导从头到尾不知道有100万，他只收到80万，这怎么算？” 老沈拿笔在本子上写了个“80”，画了个圈：“按实际收的定。他只收到80万，就按80万认定受贿金额。不管行贿人原本打算送多少。” 我又问：“但要是领导知道中间人多要了钱，还一起分了，那算多少？” “还是80万。共同受贿，共同责任。他参与的是这80万的分赃，犯罪金额按80万算。至于最后分到手多少，那是量刑时的情节，不是定罪的金额。” “那要是有人压根儿就冒充领导干部的关系，出去骗钱呢？” 老沈笑了一下：“那直接定诈骗。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公权力，纯粹是虚构事实骗人家的钱。” 我听明白了。中间人的身份和动作，决定了他的罪名落在哪一格——截留了，是利用影响力受贿；转交了，是介绍贿赂；参与分了，是共同受贿；压根没关系的，是诈骗。 老周的案子，最后走到审查起诉阶段就已经很清楚了。刘成截留了70万，剩下的80万送给了老周，老周自己也收了，但这80万里他又拿回20万来给刘成当“辛苦费”。在刘成那里，他给自己留了50万，剩下的130万都送出去或者分了。 刘成最终定的罪是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、受贿罪（共同），数罪并罚。老周按实际收到的金额认定受贿罪。至于那些企业对公账户里的往来，是另一条线上的魏某在查。 老沈有句话说得很明白：“这种案子里，大领导不一定认识中间人，但中间人的每一笔账，都是照着大领导的影子收的。影子不犯罪，但影子照出来的东西，是证据。” 老周最后被判了十年。他在法庭上陈述的时候说，自己从头到尾没跟任何老板见过面，甚至不知道刘成收了那么多钱。法官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为什么一直默许他在外面以你的名义办事？” 老周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因为他每次来，都叫我周处。他说，周处，这位置就您坐得稳，别人坐我们还不认。” 旁听席上，他的妻子一直低着头。刘成被判了十二年，数罪并罚，判完的时候，刘成在被告席上喊了一声：“周处，你怎么不拉我一把！” 老周头也没回。 后来我去看守所见另一个当事人，碰见了刘成的老婆在门口跟律师说话。那个律师我认识，他事后跟我说了一句：“刘成在里面写了好多材料，全是举报信。他说他跟老周分过钱，每次都是老周拿大头他拿小头。但账目上，老周签字的地方，其实就一处。” 那一处签字，在老周的忏悔书里写着：“我承认，我收了80万。” 至于那20万的差额到底去了哪，判决书里只写了“由被告人刘成处分”。 我又去问老沈：“这种案子，外人听着更像是一笔烂账，法律是怎么把它理清楚的？” 老沈说：“就靠一个字——证据。中间人收了多少钱，送了多少钱，留在手里多少钱，每一笔都要有对应的银行流水、移动支付转账、现金封皮上的签字。谁的账户过钱，谁就有责任。法律不是靠猜的，是靠算的。” 他说完，把茶杯放下：“但你也得承认，这种案子最难的，是领导‘不知道’这三字怎么证明。知道，就共同受贿；不知道，就按实际收的算。这一字之差，差的是十年和五年的区别。” 老周的十年，就是在
